記者楊基山／整理報導
戰俘的處置與管理有日內瓦國際公約的規定，但在戰爭期間，盟軍與日軍均傳有虐囚事件，爭議不斷，最為悲情的台灣籍日本兵中，因有的是被徵調去擔任監視員，須聽命長官指示而犯行，戰後審判時共計173人被判定有罪，甚至有7人處以死刑。拉包爾戰俘營就有台籍監視員，惟《南洋英烈》一書中，受訪者則未提及受到不公平待遇。
有項二戰的統計數字，即美、英戰俘營的死亡率約為1.4%，德軍戰俘營約為4%，蘇軍戰俘營為14.52%。至於日軍逮獲的盟軍戰俘則高達40%沒能活下來，其中菲律賓的巴丹死亡行軍事件，導致美軍和菲軍共有1萬多人死亡，被稱為日軍三大惡行之一，而菲律賓及其他鄰近的戰俘營，則有590名被徵調去的台灣籍監視員，其中109人戰後也「沒能回家」。
▲負責接收拉包爾的澳軍師長檢閱國軍警衛部隊。（圖／摘自網路）
陳禁田未提到有中華民國籍戰俘在拉包爾一事，回憶錄內也不見「戰俘監視員」這個名詞，應該是以「軍伕」統稱，所以總數不詳，其實，在拉包爾關押不僅是國軍戰俘，還有馬來西亞、印尼、印度等國籍，從倖存國軍戰俘的口述紀錄，他們在當地從事建機場、修道路、挖坑洞，與多數的台灣籍日本兵的工作性質，並無兩樣。
至於生活及管理上，由於是戰俘關係，恐怕更為艱辛度日。根據「被遺忘的人群」一書裡，提到日本陸軍省於1944年8月曾頒布新的「俘虜處置規則」，其方法為「只要形勢所需，可以採取一切方式，比如大規模轟炸、釋放毒氣、投毒、溺死、斬首」，再者「根本目標是絕對不能讓一名戰俘逃跑，把他們統統殺掉，不要留下任何痕跡」。
《南洋英烈》一書曾訪談三名來台的倖存者，回憶初抵拉包爾時，「蚊蟲多，各項生活條件與設施環境非常落後，很多人感染重病，由於水土不服，因此喪命，甚至草草被掩埋」，「皮膚蟲咬化膿，愈來愈嚴重，日軍想出慘無人道的解決方法，包括三回要戰俘挖坑活埋自己人，更有病情不嚴重者，卻因不想再忍煎熬，在日軍點名時，自願落坑」。
受訪者之一的李維恂是戰俘班領隊，必須與管理他們的台灣籍監視員接觸，他來台後表示，「其實和日軍的互動不算差，只有幾個行事殘酷的日軍該受懲罰，台籍監視員更是與我們相交甚歡，經常給我們協助，我想他們也自認為中國同胞，只是殖民地居民，身不由己吧」。不過，審理戰犯時，仍有台籍監視員因行為過當而遭指認有定罪。
陳禁田回台的200多天後，約700名的國軍戰俘，也順利離開待了3年又10個多月的戰俘營，登岸地點為上海等處，核算當初來到新不列顛島的人數，有命安全返鄉的僅剩一半，「留」在拉包爾的戰俘，曾有立碑厚葬者，卻因戰後國窮財困，加上國民政府失守來台，無法妥善處理，直到民國98年聯合報等報導國軍遺骸及墓碑流落他鄉，國防部才出面以「專案」處理。
▲拉包爾的國軍戰俘墓區。（圖／播拍自南洋英烈一書）
考慮到拉包爾曾因火山爆發而塵灰埯蓋了各處的墓地，最後，政府採取迎回靈位入祀忠烈祠的方式，且撰書記錄這段歷史，以供後人緬懷，但有名有姓的亡者，也僅及半數，餘者埋於何處仍不可知，如今憶起這段二戰的辛酸故事，不禁再令人隱隱作痛，而戰爭帶來的悲情，乃莫此為甚。（全文完）
